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还是非常乐观的。虽然并不是认真研判了当下临床在研的这些项目，但是我个人大胆预测一下，在3年左右，我觉得将迎来一波新的ADC获批的高潮，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第二个问题，我是不太认同中国在某一个产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说法，我倒是想这样说，如果我们能够以终为始，而且扎扎实实地做积累，在中国形成独特的ADC产业的竞争优势，将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要努力去避免泡沫化或者是同质化以及过于急功近利。大家都在ADC领域也是经营了多年，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复杂性，如何真正在辨识它的深层次的底层逻辑基础之上，抓住问题的本质规律，而且能够实现以删繁就简，这个过程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方法论。

 

但是ADC业态需要我们大分子、小分子药物的同行之间的通力协助，优势互补，资源互补，才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唯有形成有效的生态环境，才能够真正促成ADC业态，我们中国形成一个全球的竞争力。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努力地扎扎实实把工作做好做细，要多学习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包括像Pfizer、基因泰克也好，在ADC领域，他们虽然自己开发技术，开发产品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这个行业去研判，当年每一家企业对他们都还是有很深的感激之心，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基础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数据储备，这些最后转化成我们对ADC本质逻辑的一种理解。包括ADC偶联位点的选择，偶联条件的优化，linker、payload的选择。实际上很多的失败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成长和认知提升层面上的根本。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第一三共8201的成功，大家快速地跟访一下，我们就认为已经把握了ADC的规律，其实远不是这样，这个成功它是有一系列必然性叠加的结果。

PDC这块，其实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有成功也有失败，比如醋酸奥曲肽连接镥177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也有一个连两个氨基酸的，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PDC。像刚才我展示的例子里，有上三期临床的，也有二期的，这就说明PDC其实也走了好长时间。

 

比如紫杉醇，以我们现在的数据看，我们设计了一个靶点的肽，它在改善溶解性以及提高它的药效，降低它的毒性方面，现在我们成药性下来做的效果就非常好。目前它的药代动力学要费点功夫，因为它不仅仅是PDC本身的分子，我们还要监控它中间有没有肽和小分子中间断裂，所以我们药代动力学要做的工作要比普通的药要大3- 4倍。你不仅要做单个的肽加 linker、小分子，还有整个分子都要监控，看最终完整的PDC到靶部位的情况。但是从目前体内外药效和它的安全性以及改善理化性质来讲，我们现在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从体外实验看，它超过了原来药效的10倍左右，从动物的存活率看，安全性可能大大提高了。我相信PDC未来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从立项的角度考虑， dual payload ADC能带来的是几个方面

 

第一，它可能比现有的ADC更强有力。同时我们希望两个不同的payload在一起，它毒性不应该是叠加的关系。它效果增强了，但毒性并没有增加，这是立项的基本标准。如果它能解决现有ADC耐药性的问题，这可能就赢了。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壁垒要考虑，比如CMC是蛮大的壁垒，当然你还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动物模型。

创新技术或者技术迭代，最终解决的还是打通商业化的路径。当然这种商业化的路径，我们提出来创新赋能大生态的基础架构。在这样大的行业背景之下，如何去考虑我们产品的商业化？像荣昌、科伦博泰等等我们本土的生物技术公司跟欧美主流的医药市场达成了海外授权。从我们本身的药物角度，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扬长避短，因为作为一个biotech公司，不可能面面俱到。当我们还没有成长成为一个Pharma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按照Pharma的方式来做，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权益找到一个可以合作值得信赖的伙伴，他确实有临床开发、商业化的能力，我们就跟他分享收获的果实，这种方式是我们整体商业版图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中国，我们作为本土的生物医药企业，我们有义不容辞天生赋予的使命，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的用药问题，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当下的医疗支付体系之下，它的定价、整体的成本控制就变得非常的敏感和关键。对于ADC药物，如何避免形成像PD-1或者生物仿制药这样的药物竞争格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发出来药效更好，更安全，但是价格更便宜的药物，让老百姓能更为可及。从医保政策来说，我想在可预期的将来不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药物能达到又好又能省钱，这样你一定会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只有国家大力支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真正的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

 

第三步，像东南亚、中东、东欧、南美等等市场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疫情期间，实际上我们很多本土的疫苗企业已经开始迈出这一步，我们实际上可以去向这些国家进行推广和扩散。我认为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方针之下，对于ADC药物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高科技附加值的产品外延进行商业推广。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我们就要采取一种非常机动灵活的商务推广模式。

 

我那天和波总谈论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想法，当然这是一个构想，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研究不同的区域、国家市场，它的药物开发规律以及它的产业化进程，它的代价包括未来的成本逻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用我们创新技术产生的又好又便宜的药物，如何去匹配它的市场开发。我们作为一个biotech，我还是强调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触角伸到面面俱到，期望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好。我们一定要深度依赖于我们资源、能力互补的合作伙伴，大家共同来完成市场推广和商业化进程。我想有了这样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也不会面临资源、经验、能力各方面短缺，相反我们会形成一大堆的深度合作者。

特别是在可切割的linker应用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以及我们现在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实体瘤靶点发挥它的作用，能够在抗体或多肽上能够连一些其他类型的分子，如果仅仅依靠内吞，可能靶点就比较有限。

 

一方面必须强调内存的效率，再一个有的靶点根本就不内吞，或者通过内吞方式把小分子送到细胞以后，它在溶酶体里消化切割后它也没办法释放出来，或者释放出来的已经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肿瘤微环境，如PH值、酶的活性等等，通过利用肿瘤微环境，把药物能够有效地递送到微环境下，更好地去让小分子得到富集，然后释放到肿瘤微环境下。依靠小分子自身的能力，不管是进入细胞还是不进入细胞，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是有广泛应用空间的。

 

前面大家都要强调内吞，因为内吞是非常重要的方式，非内吞可能是个次要方式。未来能不能把非内吞做成一个主要方向，我觉得随着我们技术的成熟，经验的积累，临床数据的积累，这个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